本文原載於 2003.02.08 中國時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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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沒有文史資優生？ ◎作者 張文翊

    兩年間建中資優班二位學生先後以自殺結束生命，引發社會議論紛紛，一月三十一日黃挺豪以同學立場在時論廣場發表〈別了，杜哥〉一文為資優生叫屈，並為資優生享受特殊待遇有所辯解。反諷的是，這篇文章背叛了作者的本意，反而證實了我們社會價值觀長期以來的偏頗扭曲，教育系統結構性的助長不公平的資源分配，以及根本無能改革的窘境。

    黃文一開始，即為資優生受到異樣眼光和批評感不平，甚至「不住顫抖與憤怒」，不過這裡所謂資優，僅限「數理」，而且不及其他。

    當然，黃生可以說「我們沒有錯」。可是，當他說到「資優教育，更不是特權教育，是一種為特殊的人找適合的路的教育」時，就錯了。既然「資優教育」指的是數理資優，所謂「特殊的人」其實就是數理資優生。接下去提到「這個社會需要菁英，需要一個『找到菁英』的機會，而資優教育，就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最佳的選擇」，更順理成章的把數理資優生設定成唯一的菁英物種，有權獨享最多的教育資源。渾然不知世界上還有他種菁英，譬如文學、藝術菁英、政治菁英。

    我的孩子，剛好和黃生相反。他明顯的是生物和歷史資優，卻屬於數理「不資優」的「賤民階級」。在受義務教育過程，座位一定排在旁邊或後面，考試後計分體罰，飽受老師和數理資優生的鄙視，加上「笨蛋」、「廢物」之類的言辭羞辱，尊嚴蕩然，人權受侵。在歷經國小、國中教育的折磨之後，負笈美國。讀了三年高中，現已進入歐洲史高級班，上一年的英文老師說從未見過英文進步如此神速的外國學生，現在的英文老師則說他是教書三十三年來所見最有天賦的孩子，論文水準遠超過高中程度。我這麼說的目的，不在炫耀而是控訴。

    我要質問我們的教育系統，為什麼容不下這樣的孩子、踐踏這樣的孩子？為什麼有數理資優教育，卻沒有文史資優或其他資優教育？為什麼文史資優的孩子非得孤身離鄉背井、通過嚴酷的異國語文的考驗，才有「找到適合的路」的可能？更不要提一年一百多萬台幣的費用，台灣的所謂「資優教育」，難道不是極不合理、極不公平、極為「特權」的嗎？

    去年夏天，有幸見到後殖民主義巨擘哈佛大學教授荷米峇峇（Homi Bhabha），談到個人秉賦和教育，他的夫人說他連乘法也不會，多虧英國教育體系容許他十五歲之後永遠不必碰數學！成就了聲蜚國際的人文大家。

    值得深思的嚴肅課題是，為什麼一個「數理」資優生會如此自我中心？黃文在結論中宣稱：「無論風風雨雨，我們的『立場』始終如一----而且將『傳承』下去----這是一條與眾不同，卻『無比正確』的道路。」（雙引號為筆者所加）這話透露的正是理查．羅逖（Richard Rorty）所批判的「知性的傲慢」。依羅逖的分析，這是出於「科學主義」（或稱實證主義）意識形態。「知性的傲慢」是隨自然科學的興起而出現，自然科學如生物學、物理學，成了知識的絕對標準。在實證主義者眼中，科學理性是最高典範，自然科學家體現了人類最高道德，是天地間第一等人，而社會科學和人文學者就只能是第二等、第三等公民。此即「知性傲慢」的原委。

    我們不能深責他的傲慢，但要指出以「科學主義」為尚的教育，固然可以培養出「專業科技人員」（technocrats），然而任何完整健全的國家社會卻不是只靠科技人員就撐得起來的。

    教育改革，應該從這裡改革起。

    （作者為《當代》月刊發行人）